在国家领导人探望科学大师钱学森时，钱老忧心忡忡的说“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当代的大学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当代的大学培养不出人才？笔者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述说一二。

笔者是个科技工作者，为了某一行业技术的世界难题，几乎花费了毕生精力。十年前，在所在学校前任领导的支持下，获得了省级科研项目拨款，建立了研究室和科研试验基地。但是，在所谓“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产业化”的大环境下，发生了一系列从科学技术发展要求角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起先是市政地铁工程从研究室科研试验基地的底下通过，破坏了试验基地的试验条件。在学校前任主管领导的支持下，研究室开展了搬迁重建试验基地的索赔工作。在索赔过程中才逐渐清楚，路经试验基地的地铁线路本应是主线，但不知什么原因，中途不再修建，是现任校长在“人大”联合了附近几个大单位联名递交提案追加了拨款后，作为辅线再继续建设的。而且路经试验基地的区段没有经过环境评估。

这样复杂的背景为我们的科研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刚晋升的校长以科研项目拖期为理由，要求项目结题，不再支持向地铁索赔。之后，组织校内“专家论证会”，以《校长办公会议记要》的形式做出了‘项目结题；支持研究室索赔；索赔金额由研究室使用’的决定，再将《会议记要》在网上公布。地铁因此指责我方诈骗，致使索赔工作无法进行。

学校一再以行政手段要求项目结题，研究室人员在压力下纷纷退出。笔者一方面争取到省科技厅的理解和首肯，一方面从社会招聘人员，在冒着安全风险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科研项目，并获得了国内同行专家的认可和省科技厅的项目验收。此时，科研经费早已经枯竭，是笔者清净了积蓄和私人借款才完成了项目的。

按照科研规律，下一步应当与企业合作，进行工业化现场试验。但由于没有了运作经费，笔者只能要求学校返还不合理扣除的科研经费，以求科研工作继续进行。在多次报告无果，甚至坐等了一个星期未被接见的情况下，笔者不得不以校内墙报的形式公开批评了学校的管理制度，明确指责现任校长不顾及科学技术发展、学校和国家利益。学校先后动用了保安、警察、学生会，甚至以黑社会性质的手段制造冲突。还以笔者已过退休年龄，不能破坏“游戏规则”为由，以学校文件的形式正式撤消了研究室，并要求上缴所有场地、设备。

笔者将情况上报了新华社，学校就采取拖延战术。在此期间，笔者进行了向地铁索赔、试验基地搬迁、与企业合作工业化现场试验、恢复专利等前期工作。其目的是：努力恢复研究室、试验基地的科研工作条件，以求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并且以此为基础与国内大企业合作，使科研成果完成工业化现场试验。目前事情的结果是：学校正式决定不恢复研究室的工作，不再向地铁索赔并重建试验基地。即不再以恢复研究室的科研条件为基础与企业合作。但学校可以提供一笔经费。条件是一年内与合作单位签署合同，届时将研究室所有技术、设备以优惠条件转移到合作单位，并且以后不得再“麻烦”学校。就是“走远点”和“封口”的意思。

目前笔者面临着最后选择：如果接受了学校的条件，虽然对笔者的人格有所伤害，但由于是与大企业合作，预计该项目的工业化试验是可以完成的。但因为企业的商业性质，决定了该学科方向的科研工作将无法延续和发展；如果坚持以恢复研究室科研条件为基础与企业合作，很可能永远没有结果，甚至还有“身败名裂”的危险；再一个就是承担着名誉和法律的风险，只身无条件的在企业完成工业化现场试验。

为什么大学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就当代大学学术环境的演变和现状作个简述：

曾几何时，社会出现了“脑体倒挂”和“搞原子弹不如买茶叶蛋”的所谓“社会阵痛”期。为了摆脱困境，部分大学老师以“星期六工程师”的身份，与企业合作，开始了由埋头于学术研究到解决生存问题或者追求眼前物质利益的逐渐转变。由于企业的商业性质，决定了合作项目的学术水平不可能是前瞻性的科学研究，充其量是“技改技革”，演进至今日，就连工程水平的项目都成了“科研”。当然，不能说这对社会进步没有促进作用，但着实削弱或丧失了学术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教育产业化”的提出和推行，一些“能人”和“明白人”开始晋升到了学校的各级管理岗位，还出现了所谓“双肩挑”现象。就是说，身为校长或院长，同时承担着重大科研项目、带着众多的研究生，甚至还挂着诸如“人大”、“政协”、某某学（协）会主席（秘书长）等等头衔。

在现实中，担任教研室一级的学术管理岗位，尚可顾及先前的学术研究。到了院（系）以上级别，行政事务必然占据了相当大的精力比重，就不再可能从事更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了。这样晋升的选择，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具有忠于教育事业的志向，甘愿放弃原有专业；二就是以权力获取资源，追求个人“仕途”和名利。如果是前者，即便是全身心的投入，还会感到力不从心。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家，上一代的大学校长、处长们的辛勤努力和丰硕成果的背后故事信手拈来。但如果是后者，对大学的学术环境破坏就严重了。

大学校长是个特殊的管理岗位，其主要精力本应用于深入调查研究、把握办学方向、物色引用贤达、组织学科建设、提高教学水平以及筹集教育资金。如果是为了“仕途”，并且还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校长本职之外的事务上，那么“行政化管理”和“量化管理”就是个很好的解脱办法。

如果这位校长没有什么主义理想、教育方针、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甚至因为某种原因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反感，其内心就自然会认为“你们是为我打工的”。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下，“行政化管理”和“量化管理”就不是单纯的管理制度问题了，而成了“维持”的手段。目的是尽可能的减少“干扰”，以便在位期间能够利用权力收敛资源，为继续晋升院士或高官打好基础。查查现任校长的科研团队人数，所占楼房和面积，曾经任职、兼职或挂名的单位、企业性质，在位期间署名发表的学术论文数，就足以说明在任校长的任职目的和学术品质了。

所谓“行政化管理”，就是提拔若干能够“负责”的部属，各担其责，只求不出大事，如不“称职”立马撤换。以至于执行部门的下属们多是唯唯诺诺，生怕成了替罪羊。至于各级人员的素质，则强化学历、职称条件要求。硕士、博士、教授本来都属学术范畴，却硬是变成了管理岗位资质的先决条件。在一些重点大学，硕士学历的任聘者只能从事教辅岗位工作。所谓“量化管理”，就是针对教师制定出诸如论文数、科研经费到帐额、授课学时数等硬性的定期工作量考核指标，并结合相应的奖罚制度。这样的大学管理制度可以冠上各种雅号，面子上也确实好看。但究其实质，却是菜市场管理模式，完全破坏了以教研室和实验室结合为基础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技术延续的学术环境。违背了教学、科研的发展规律。

从大处讲，大学的功能是“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开拓”。从常理讲，就是“教书育人”。在行政化环境和量化工作量考核的压力下，教师们普遍在为完成各种硬性指标而疲于奔命，甚至造假事件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无法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学科建设和诲人不倦的教书育人了，更不可能沉下心来埋头前瞻性强的学术研究。至于学生，在当前社会价值观和就业压力下，随波逐流者居多，混者不少。还有半年多才毕业，就已经各方求职了。对于大学生来说本应非常重要的毕业设计、毕业论文期间，不少已经在供职单位上班了，能够扎扎实实完成作业者寥寥无几。笔者曾经进行过抽查，当代本科生、研究生的水平较之教学大纲的要求，普遍下降了一至二个档次。在这样的环境下，莫说是“培养杰人才”，有自强的学生能够“鹤立鸡群”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今年初，央视播出了国家总理针对大学教育的讲话。大意有四：不要压制不同意见；大学要由教育家办学；改变大学的行政化管理；学校要教书育人。总理这番话的确切中了要害。只是我们的国家太大，问题也太多太复杂，“教育产业化”所形成的大局面不是在短期内能够扭转的，笔者不得不在近期内做出痛苦的抉择。此文的作用也只能为扭转“教育产业化”局面提供个参考。

唐、宋、明、清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文艺繁荣和财富总量并不就完全代表了国力，特别应当牢记的是甲午海战教训。在讲究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当下，国家的教育水平和科研能力无疑是综合国力的制约因素，其中大学的地位和作用则是关键因素。以物理学力的三要素：作用点、大小、方向为例，大学的办学方向错了，对社会的危害不是祸国殃民又是什么！

                               老骥伏枥

                                                  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