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台湾议员的打架实际上与议员们的素质无关，也不是议员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而冲动地出手，这实际上是在民主体制下居于少数的议员为了阻止某个议案的通过，或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使自己出名，而采取的一种有预谋的政治策略手段。

 这就和在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少明星为了保持公众的关注度和人气，而故意制造或放出一些绯闻一样。

                                                          议员打架的“开山鼻祖”

在台湾立法院，打架的议员主要是处于少数派的民进党议员，并且在议会里打架几乎已经成为民进党议员在抗争时常常采取的一种极端手段。

我们先来看看民进党议员们是在何种情况下“情急”出手的：

台湾议员打架的“开山鼻祖”是原民进党元老朱高正，台湾立法院的“肢体冲突”抗争方法就是他首创的。朱高正自封是“民主战舰”，致力于改变台湾立法院那个“万年国会”，推倒“立委终身制”，推动立法院全面改选，并终取得成功。

1988年4月7日，台湾“立法院”就“中央总预算”进行表决时，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朱高正跳上主席台，拉扯78岁的行政院代理主席刘阔才，抢麦克风，阻止预算的通过，并与拉他下台的国民党“立委”赵少康互殴，两党“立委”也在拉扯中打起群架。由此开创了台湾议员在立法院以“拳头”抗争的风气。朱高正因此被人戏称为“国会战神”。

对其行为，朱高正是这样解释的：“在国民党独裁时期，反对党为有效监督，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温和的问政方式，无法有效推动民主发展。”

朱高正是何许人也？他出生于台湾云林县，是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人，朱熹第26代嫡孙。197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1985年获留学德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朱高正毕业回台湾后，致力于推动民主改革。1986年，成为民主进步党创党首批党员之一，推动开放大陆探亲和国会全面直选。一年后当选立法委员，进入立法院。1990年退出民进党，创立中华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实行责任内阁制。1994年，接受新党提名，竞选台湾省省长，但败于宋楚瑜。同年把社民党并入新党。1995年，朱高正接受新党提名，于高雄市北区参选立委，以最高票当选。1997年，朱高正因“诋毁同志，疏於问政，严重影响新党形象”、“炮打新党中央”、“与周荃互殴”、“中共代言人(同路人)事件”等被新党开除党籍。此后退出政界，专注于学术研究。

再来看看“管碧玲掴洪秀柱”事件。2008年10月22日，台湾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正审查预算，民进党想反对预算的通过，但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只有三席“立委”，无法达到法定“一人提案三人联署”门槛。民进党立法委员管碧玲见无法阻止协商进行，把抗议牌子隔在国民党“立委”洪秀柱与“国科会主委”李罗权之间，洪秀柱将牌子拔掉，没想到碰到管碧玲助理的眼睛。洪秀柱一开始以为是摄影记者，当管碧玲上前表明是自己的助理后，就往洪秀柱的右脸甩了一巴掌，洪秀柱随即用双手捏管碧玲的脸颊，直呼：“你为什么打我？”结果会场上又热闹起来。

       再看“邱议莹偷袭李庆华”。2009年4月22日，国民党“立委”李庆华讲话时突遭民进党“立委”邱议莹偷袭，被甩了一个耳光。当时李庆华正在情绪激愤发言，邱议莹突然上前偷袭，甩了李庆华一个耳光，还发出一声响亮的“啪”。双方随即被其他“立委”拉开。并未还手的李庆华愤怒地大呼，民进党是“暴力政党”“打人政党”“真是天理不容！” 随后，李庆华提起诉讼，邱议莹被判赔30万元新台币，并被要求道歉。

 

                                                 打架效应：一箭三雕

 

民进党议员为什么喜欢采取这种暴力抗争的极端手段？这种手段虽然看起来有些粗暴和恶劣，并且有失其民意代表的身份，但只要不太过分，造成人身伤害，对于处于议会少数派的议员来说，倒也真是一个能够达到一箭三雕效果的聪明策略：

一是可以暂时拖延甚至阻止自己反对的议案的通过。

二是可以使议员个人一举扬名天下，成为社会名人，大大提高自己的人气和关注度，提高自己在本党派的声望。对于那些从小地方选出来的知名度不高的议员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三是可以树立自己为了选民利益“拼死抗争”的正面形象，博得选民的同情、认同和好感。试想一下，你投票选出的议员为了阻止对你不利的议案而不惜失掉身份，大打出手地抗争，你有何感想，不管他们的这种行为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否会感动？

正如一个网友所说：“如果我有一个议员，为了我的权益，在国会中努力争取，最后和人动了手，我当天晚上就会赶到他家里，给他一大贴的跌打药。临走我还会拍拍他肩膀，告诉他一句被用滥的话：“我们永远支持你！”

正如有香港媒体所评论的：民进党“立委”之所以在“立法院”咄咄逼人，是因为势单力薄。在历届“立委”选举中，泛绿的席次总是比泛蓝少，在表决议案时处于不利形势，于是“人头不够，拳头充数”。台湾“立委”每次打架，都会成为镁光灯的焦点，于是有“立委”灵机一动，发现这原来是一个提高知名度和曝光率的好机会，于是事前各方商量好程序，冲突当天大家都穿上球鞋，镜头前喊打喊杀，散会后相邀喝茶。

我想，这正是台湾一些议员禁不住“前仆后继”在议会“打架”的主要原因。

其实，善于采取极端手段，打“悲情牌”，正是民进党能在台湾政坛迅速崛起的“法宝”和制胜绝招。在竞选时，开展挨家挨户拜访选民的“扫街”行动和让有病的民进党员下跪拜票，而陈水扁在竞选时常常推着应车祸瘫痪而坐在妻子出台，等等，正是这些剑走偏锋的贴近选民的策略，使陈水扁能出人意料地击败国民党的连战当选总统，也使民进党得到了迅速壮大。

       当然，这种“暴力抗争“的不文明行为确实不值得提倡，也一直被台湾媒体称为民主“乱象”， 最近美国时事杂志《外交政策》都对此提出了批评。

       对此批评，曾经在议会冲突中受过伤的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此杂志信息有落差，因为“立法院”已经3年多没发生冲突场面了，过去打架都是因为处理政治高度对立的法案，这也是“民主进步”的过程。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赵丽云说，对于批评感到遗憾，但“立法委员”要先自律和自省，也希望选民能用选票制裁使用暴力的“立委”，改善形象。

 

                                            国内何时能出为民“打架”的民意代表

 

       但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无关大局的极端手段似乎是民主政治初期必经的一个阶段。比如在日本、韩国的也会里偶尔也会出现这种肢体冲突的行为。在欧美发达民主国家，这样的极端行为就很少发生。

       对于台湾议员冲突的新闻，国内媒体总是乐于大幅报道，多有取笑讥讽味道：你看，这就是台湾的民主！这就是民主选出来的台湾立法委员！

       其实，这恰恰暴露了国内民众对民主政治的可笑、愚昧和无知！

看看我们的那些人大代表，倒是从不打架，也不争论，就会举手表决，鼓掌通过，倒真是“和谐“了。开会打瞌睡，怎么参政议政？每年就几天时间开个会，怎么参政议政？3000多人的代表，怎么议政？更不用去劳神费力地拜票竞选，由上面任命就行啦。这种代表倒是真好当。这种制度设计明摆着就是不需要你去议政的，你要你规规矩矩地举手通过就行了。也难怪被称为“举手机器”、“橡皮图章”。

国内的人大代表要是真敢在会议上争论打架，出路肯定只有一条：被取消资格，赶出会场，永不录用！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什么时候国内的人大代表和官员们敢在会议上公开争论甚至打架了，那中国政治就进步了，中国的复兴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