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拉 伯 的 智 慧-求学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

沙漠

原作者: 高慧珠

摘要: 一般说来，在世俗的眼光中，没有什么比皇冠和帝位更为高贵了。时下，皇冠成为商界喜用的标牌，无论是皇冠牌轿车、皇冠牌香水，还是皇冠大酒店，似乎什么商品只要与“皇”字“帝”字搭上边，就会使之身价倍增，令人刮 ...

一般说来，在世俗的眼光中，没有什么比皇冠和帝位更为高贵了。时下，皇冠成为商界喜用的标牌，无论是皇冠牌轿车、皇冠牌香水，还是皇冠大酒店，似乎什么商品只要与“皇”字“帝”字搭上边，就会使之身价倍增，令人刮目相看了。这种广告策略，也足以折射出皇冠与帝位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了。但是，在阿拉伯的历史上，却有一位人物，宁愿放弃王位而追求学问，他就是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一世的儿子哈里德。 哈里德从小爱求学问，长大后不愿继承哈里发的大位，而志愿从事化学和医学的研究，著书立说，不问政治，埋头学习，前后长达近30年。他用阿拉伯语写的一部有关星相学的著作，至今还有一本手抄本收藏在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里。哈里德对学问的这般执著，令人叹服。在近代史上，放弃王位另有所图的有英王室的爱德华二世（温莎公爵），他不爱江山爱美人，为了与自己钟爱的女人结为连理而断然退位。他的举动虽然也惊世骇俗，着实让天下轰动了一阵，但是与哈里德的行为比较起来，似乎总有点逊色。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倭马亚王朝中，哈里德只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当时阿拉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上层人士，献身于学术文化研究的比比皆是。因为伊斯兰的先知在阿拉伯人心中树立了一个信念：“求学问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 伊斯兰教形成之初，先知穆罕默德就说：“我受安拉的派遣，负着宣传正道、提倡学问的使命。”其后，他又多次以明确的语言规定，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男女终身不渝的天职。他说：“求知，从摇篮到坟墓。”还说：“哲理是穆民们丢失的骆驼，必须寻找，哪怕远在中国。”以此激励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学习古代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鼓励求学的圣训很多。如“求学甚至比礼拜更善”、“为求学而死者等于殉教者”、“守财者死，有学者生。”这些圣训，都是以“求学是穆民的天职”这一观念为基础的。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把学习提到这样高度的，几乎绝无仅有！“天职”即终身使命。它为所有阿拉伯穆斯林，不论男女老幼，主人奴隶，识字或不识字的人，规定了人生的一个主要活动领域与一种终身的使命：即从摇篮到坟墓，人必须永不懈怠地追求知识与学问，这是安拉唯一能接受的生活方式，是安拉赋予他的任务。其次，它不但在判断中包含了对任何人求学行为的褒扬与赞许，而且它直接使求学具有了神圣的宗教意义。求学成为人们对安拉真诚与虔信的具体表现。这就为宗教热情的宣泄指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正道。再次，把求学视为天职，也就是把求学视为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应达到的最高形式。 这一天职观念还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理智化、文明化。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尤其是闲暇时间的利用方式，会逐步将一切引导到文明生活的轨道上来；它促使一切与求知求学有关的事物即使与原有的传统相悖现在也都具有了肯定的意义；它还促使造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即有学问的人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被视为民族的精华，社会的楷模。因为这种天职观念已使学习神圣化，学问已同道德完善、宗教虔诚紧紧连在一起。当社会出现如此的舆论导向时，其走“正道”也就水到渠成了。所以，无论从直接的层面还是间接的层面看，先知穆罕默德倡导这样的天职观念，为阿拉伯人摆脱游牧时代的传统，开创新生活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先知穆罕默德的天职观念，也为日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大发展提供了精神上的“第一推动力”。在这一天职观念的指引下，阿拉伯人鼓励不遗余力的求学和教学。伊斯兰教形成之初，当先知穆罕默德迁到麦地那建立政权之后，他就立即派人到叙利亚学习外语和各种学问，当时为了保卫麦地那，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发生了战争。犹太人战败后，先知穆罕默德马上叫犹太俘虏教授阿拉伯人读书写字，以此作为赎身的代价。这些做法，都反映了当时阿拉伯人的求知渴望与无往而不学的决心。 对追求学问，阿拉伯人既有决心，也有智慧。飞毯是阿拉伯民间故事中经常出现的宝贝。只要得到了飞毯，它的主人就可以坐在上面以最快的速度奔向他们要去的地方。飞毯会帮助慢者变快，使后进者居上。如果将阿拉伯人关于飞毯的故事与人们熟知的龟兔赛跑的寓言作比较的话，可以看到在龟免赛跑的寓言中，思维的焦点还是集中于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会使勤能补拙，落后超过先进；而在阿拉伯人对飞毯的期望中，已积淀着运用智慧把握先进手段以达到超越常规的意义了。龟兔赛跑中，乌龟的获胜是建立在兔子的失误之上的，要是兔子不躺下休息，乌龟是绝对跑不过兔子的。而坐上飞毯，即使跑的本领比乌龟差10倍，稳操胜券还是没问题的。能够想象飞毯的民族自然也会为自己创造飞毯。在开化民族已创造的灿烂精神文明面前，阿拉伯人运用其他民族的智慧，为自己编织了一条飞向文明世界的“飞毯”： 一、全力广罗现存智慧——大力兴盛图书馆业 图书资料是智慧的结晶。拥有图书资料是求学问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织造飞毯的基本原料。只有用别人的智慧织造出自己的飞毯，才可能飞向文明世界的任意目标，任意角落。所以阿拉伯人在开始新生活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对图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视书为宝。 首先，他们在图书的收集上不遗余力。求知是天职与求知即圣战的观念使被征服地区的图书像财物一样，成为他们俘获的对象。军事胜利推进到哪里，图书的收集就出现在哪里。当时，许多希腊文、波斯文和古叙利亚文有关历史、炼金术和医学方面的图书都是帝国的当权者和上层人士先后从被征服地区收集的主要宝物。 阿拔斯王朝的几代哈里发，从曼苏尔、拉希德到麦蒙，还都曾派人到各地用重金搜集流散的珍本，他们鼓励学者云游四方，搜集古籍。另外，通过外交渠道收集珍本也是当时的做法。哈里发曼苏尔得到的一批著名希腊典籍就是拜占庭皇帝应他请求而赠送的。麦蒙也曾派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向利奥皇帝本人索取希腊文著作。其次，阿拉伯人在珍藏图书方面极具匠心。他们对图书的装帧十分考究，精致的牛皮封面，加上漂亮的阿拉伯书法和鲜艳的色彩，刻印着美丽的浮雕图案，使图书显得异常精美。 求知即圣战的观念使图书也罩上了神圣的光圈。为了使图书便于携带和珍藏，拉希德还下令人们只能用“撤马尔罕纸”即用中国造纸术所造的纸写字。 当时，他们的图书馆十分普及且管理完善。巴格达图书馆在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形成之初便开始兴建，后经哈伦、拉希德扩建，830年，麦蒙又在巴格达建成了著名的智慧宫，智慧宫是一个藏书及文化中心。图书馆设有馆长和助手，总管和助理，还有书记官及专门负责装订的人，甚至还有伺候学者们起居的侍从。除巴格达外，大马士革、开罗、巴士拉、木鹿、布哈拉以及安德鲁西亚和摩洛哥都设有许多图书馆。仅木鹿城就有12座图书馆，且一次可借出200册书。科尔多瓦城内有70座图书馆，其中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达40万册，仅图书目录就有44卷，每卷50页。该馆管理人员多达500人，还有许多派往世界各地的图书采购员。皇家图书馆成为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秩序最好的图书馆。 阿拉伯人注重图书的利用。不少图书馆能尽量向读者提供借阅、抄写或翻译的方便，藏书目录大都按类编制和存放，以方便借阅。有的图书馆还免费向该馆抄写资料的研究者提供纸张，甚至向在该馆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发放生活费等。显然，学者作为“飞毯”的织造工，是不能亏待的。 当时，一些有钱的学者、文人仿效哈里发和王公大臣的做法，还设立了私人图书馆。有的藏书达千册。据说于伊斯兰历70年出生的艾布·阿慕尔收集的图书，堆满了整整一间屋子。到了阿拔斯时代，著书译书的活动十分活跃，造纸工业的发展，随之出现了抄书的风气。有了书商和书店，这样，各类图书馆就更多了起来。 二、全力激发活的智慧——学术旅行和学木讨论会的兴起 在阿拉伯人眼中，学术旅行是求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常常为了求得一段圣训，弄懂一段经文，甚至为了收集一句格言和警句而不惜跋山涉水。有位学者艾布达尔达就这样说过：我若遇到一段难懂的《古兰经》经文，只要有人能给指点，哪怕他远在天边，我也要去找到他。学者贾比尔·本阿布杜拉听说某人有一段直传弟子传达的圣训，便买了一头骆驼，打点好行李，跋山涉水一个月，赶到叙利亚去听这段圣训。在那时，语言学家跑到沙漠中游牧人居住的地方收集语言和文学素材，圣训学家云游四方去收集圣训，文学家为了向各地民间文学家求教学艺，他们的足迹也遍及伊斯兰国家，学哲学的人则跑到君士坦丁堡等地寻找希腊书籍以便进行翻译——各门学科的情况无不如此。当时学者们在伊斯兰帝国各地旅行，好像棋子在棋盘上移动。贫困不能阻，艰险不能移，沙漠的酷热、大海的惊涛，他们都视之坦途。因为在他们心中，已深深扎下了求知即圣战的信念。以至在许多人眼中，学问就是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管结果是富是穷，也要去追求。不管是生是死，也要去满足其求知的乐趣。 与学术旅行相辉映的是学术讨论会的兴起。书院、宫廷和清真寺常常成为讨论学术的场所，也是当时重要的学术机构。学者们在哈里发面前，讨论教法、语法、词法、语言学及宗教等问题。这种学术讨论在阿拔斯时代呈现出一派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大部分学术问题，尚无定论，不成体系，所以，从纯学术的角度看，必然需要展开辩论，另一方面也是学者们出于追求真理的愿望。哈里发和王公大臣为了推动学术发展，亲自参加学术活动，发表意见，支持一派，反对一派。特别是麦蒙，他知识渊博，通晓多种学术，经常参加学术辩论。由此可见，这种学术讨论会对激发活的智慧，促进文化发展，起过多么积极的作用。 三、全方位兼收并蓄——实行学术宽容 阿拉伯帝国建立后，由于帝国境内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以及祆教的学者，大都是文明古国的后裔，又曾就学于希腊学校，往往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知识渊博，精通数学，擅长书写，善于管理财务和田赋。出于统治的需要，也许还加上“飞毯”思维在潜意识层面上的影响，阿拉伯帝国的当权者们，就把他们从各地招聘到巴格达，生活上给以优惠待遇，信仰上给以宗教自由，放手让他们为帝国服务。后来，这些外族学者大都献身于阿拉伯学术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其中不少人是著名的翻译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和著作家。哈里发麦蒙在位的时代，巴格达的智慧宫中就有大批基督教、犹太教、祆教的学者。麦蒙不问宗教信仰，也不计来自什么民族，只要有学问，就给予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自由探究自由探讨。一时，智慧宫成为荟萃东西方知识精英的大本营。 由于这种宽容的氛围，各方学者们带来的各方智慧统统汇入了阿拉伯文化的主流之中，使之由涓涓细流变成了滔滔大河。

沙漠

{:soso_e106:}